崔渠案发，对整个郭魏帝国官僚系统的打击是很大的。

前朝一直以来都遵循的潜规则，到了新朝默默运行了两年多之后，忽然被皇帝打击了。

其实说到底，这在东汉帝国时代就是惯例，就是大家一直以来都在做的事情。

可这件事情并不简单。

不是简单地争权夺利，不是简单地皇权和群臣的斗争。

这也是郭某人为大规模发动变革做的一次预演。

培养门生，辟召故吏，这是顶级士族营建关系网络的方法，是汝南袁氏和弘农杨氏等四世三公的顶级士族成就伟业的正常操作。

门生，故吏，这是顶级士族的立身之本，没有门生和故吏，就没有顶级士族。

门生且不说，这些大家族在中央依靠三公的辟召权，在地方利用郡守刺史的辟召权，大肆招揽故吏，营造自己的政治势力。

这本身就是双重君主规则下被允许的事情，是东汉帝国皇权衰落之后默认的事实。

但是很明显，现在的郭魏帝国，这是不被允许的。

中央集权制度被再次确立，且被大大增强，恢复到了连东汉最开始建立的时候都没有的地步，几乎接近西汉后期了。

依靠绝强的武力和个人威望还有超强的权术手段，郭鹏建立起来的郭魏帝国大肆打压了官僚们招揽故吏的权力。

虚设三公，罢免重号将军开府权，限制刺史郡守辟召权，将察举制度直接导向中央，通过礼部连接到吏部，最后指向皇帝本人。

这一系列的操作大大削弱了反中央集权势力的强度。

可以说东汉以后地方主义的盛行趋势到了郭魏帝国建立之后被猛然打断，还有了些许回流向西汉的趋势。

在局部层面，比如军队层面，甚至还有回到秦帝国时期的程度。

这都是郭鹏一手缔造的局面。

很明显，郭鹏早已洞悉了东汉末年群雄割据的真实原因。

于是对于各种盛行于地方的官员辟召权进行了强力限制，将地方保护主义和分离主义的势头狠狠地打压下去，再次树立了中央集权的威望。

这一点是制度确立之后士人们才逐渐反应过来的。

政治上的潜规则，士人们自己心知肚明，却绝对不会对外宣扬，更不会记载在史书之中。

就算记载，也要用仁义做外衣，好好地掩饰一番。

战争的确摧毁了很多地方上的豪强士族的势力，盘踞在地方为所欲为的豪强们大量死亡，使得地方保护主义和分离主义陷入了低潮期。

郭鹏抓住了这个低潮期，改变了本地人做本地官的规矩，直接把郡县当地的重要职位任免权也收归中央，加强了中央集权，压制了地方保护主义和分离主义。

州刺史也好，郡太守也好，县令县长也好，身边的重要佐官都是中央连带着一起任命，不归地方主官任命，也不一定要任用本地人。

任用和罢免，主要由中央负责判断，地方官员不得自行决定。

东汉以来的规矩被郭鹏强势打破。

这一点，士人官员们没有任何办法。

皇帝强势，威望大，他们只能捏着鼻子认了，最多私下里搞点小动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明目张胆的对着干他们是不敢的。

但是郭鹏的举措显然不仅仅只到这一步，他还有更多的措施。

东汉做官的两个主要途径就是太学和孝廉，通过太学可以做官，举孝廉茂才也是一条路。

不过通过太学做官的一般都是勋贵官员子弟，举孝廉被士人认为是正道。

郭鹏这里也差不多，也是太学和孝廉选拔官员。

但是士人们比起东汉太学明显更加讨厌魏国太学，以至于广泛抗拒魏国太学，都不愿意进入太学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