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序的自由，而是在一定的秩序框架下进行的。

林辅成对自由的定义非常明确：不受他人意志强迫支配。

这个定义简单明了，甚至看起来有些粗俗，但林辅成就是如此定义，因为很多时候为了让一些定义看起来高雅，过多的注释，反而让定义变得混淆，所以不如简单明了的解释清楚。

为了更加方便直观的理解，第二期的《逍遥逸闻》林辅成详细的描写了江南蓄奴之胜，有富户蓄奴多达一两千人，凡此类奴仆都立有卖身契，子孙累世不得脱籍。

在嘉靖二十六年，太仓钱氏，有乐伎与家丁私相授受，主家不满，而家丁鼓噪索要卖身契，一呼千应，各自到了各自主家门上，并逼身契。

有富户率家丁镇压，奴仆人多势众，攻破家门，举火焚屋；有富户捧契书还于家奴，家奴仍不肯放过，踏破门厅，强淫女眷；有缚主家者，以刀黥刑，在人脸上刻下羞辱的字迹等等。

这次太仓奴变之后，太仓便有了乌龙会，专事打家劫舍，操戈索契，最盛时，寨中有三千四百丁，煊赫一时。

这是一场很少有人知道的奴变，彼时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倭患，对于奴变之事，少有人听闻，或者干脆混为倭患报闻朝廷。

那只有太仓这一个个例吗？

林辅成在《逍遥逸闻》里，列举了湖北麻城‘里仁会’、常州金坛‘削鼻班’、昆山嘉定‘大刀帮’，这些富有活力的民间社团，有索身契者数万余人，声势浩大，并且逐渐在形成很有凝聚力的口号。

铲主仆贵贱，贫富而平之。

林辅成用了长篇累牍的文章，详细的描写了江南奴仆的生活现状、奴仆和主家的矛盾之激烈、斗争之残，对强人身依附的生产关系提出了批评。

“没了？”朱翊钧翻看到了最后一页，意犹未尽的说道。

江南已经发展到了兼无可兼，并无可并的地步，反抗开始了，奴仆们用各种手段杀死了过去作威作福的主家，手段各不相同，削鼻班会把逮到的主家削掉鼻子，大刀帮把人直接剁碎，乌龙会会占据田产开仓放粮。

“这个林大师，看到了现象，找到了现象背后的问题，也说明白了原因，那么解决办法呢？这就没了？”朱翊钧放下了逍遥逸闻，气呼呼的说道。

冯保乐呵呵的说道：“用林大师自己的话说，他们哪有什么解决的办法，要是有解决之法，还在诗社做笔正？”

作为一个笔正，耍嘴皮的大师，能做到这一步已经是林大师的极限了，伤疤挑了，至于如何治好这伤，那是朝堂的事儿，真有解决之法，那就该坐到文华殿里当明公了。

“有理。”朱翊钧把《逍遥逸闻》递给了冯保说道：“给先生看看。”

“是。”

其实朝廷也已经注意到了问题，王崇古的《请均田役疏》要实现的第一步，就是普查丁口，搞清楚大明到底有多少人，才方便继续进行，而普查丁口，最重要的就是查清楚势要豪右家里的隐丁，隐瞒的人口，其实就是大明实际存在的奴隶。

万历四年十二月，漕运总督吴桂芳回京，上《屯田六议》，其中第四条为：是召集流民给田，开垦无力者，官给牛种，次年还官三稔。纳役原主归认，不许告争。

不许原主告争，就是法律不支持也不承认卖身契，吴桂芳此条是为了屯田，那时候，这一条没办法实现，最终其余五条在大宁卫、全宁卫、辽东推行。

那时候大明朝廷的行政力量、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并不能支持这一条的实践，所以，大明的明公们，不是不清楚问题，而是做不到。

朱翊钧拿起了奏疏，这是礼部尚书万士和的奏疏，他写好了新的《海外番国志》，这一卷写的是蒙兀儿国，或者说印度，万士和已经用尽了自己的努力，但是关于印度的史料，实在是太少